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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古今演变

发布时间:2019-12-17编辑:admin浏览(

      注册、登录、咨询页面“‘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他的关于中国武侠小说的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这样写道。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离世,让人们的视线又一次聚焦回了武侠小说。我们为大家梳理了武侠小说的源流历史、当今现状,让我们一探武侠小说的前世今生。

      早在先秦,“武侠”便已有端倪。“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时关于“侠”的形象还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汉《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

      《燕丹子》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旨在颂扬侠客义士报恩复仇、锄强扶弱、仗义行侠之侠义精神。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的萌芽期,虽有迹可循,但终究还只是个雏形,有其毛羽,血肉筋骨却欠缺,尚停留在“史”——实录的范畴。

      唐代的中国,气象磅礴,是一个充满着游侠精神的浪漫时代,豪侠小说便是这游侠精神的最好注脚。唐代的豪侠小说进入了武侠小说的形成阶段,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水准。罗立群对唐代豪侠小说赞誉有加,称其“是唐代小说中重要一支,是唐代小说艺苑中一朵夺目的鲜花,也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一环”。

      唐传奇中,“豪侠”作为三大表现题材之一,涌现了诸多佳作,如《谢小娥传》、《昆仑奴》、《聂隐娘》、《虬髯客传》、《红线》等,大体构筑了武侠活动的基本场景——江湖,集中塑造了一批侠者形象,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女侠形象,如红拂、聂隐娘、红线等,这些豪侠小说不仅为唐传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灵感。在豪侠小说中,“仗义”“报恩”“比武”成为了三大故事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传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唐制且稍有发展。元代,关于武侠的创作缺少突破,侠客形象也没有亮点。

      明清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繁荣阶段,盛行的类型有侠义公案小说、儿女英雄小说、忠义侠盗小说、幻想仙侠小说等。在此之前,有一本英雄传奇堪称古代武侠小说中的里程碑,它就是《水浒传》。

      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侠盗小说,同时也体现着统治阶级“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后又经文人多次加工,突出其忠义,保存其侠气,减弱其盗意,从而表现了替天行道、行侠仗义、报恩复仇、保家卫国等传统主题,因此小说体现出来的侠义观念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相吻合。

      《水浒传》算得上一部“既能让大众喜闻乐见,又能承载中国文化,还能符合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因此它得以“深入人心,播腾人口,街谈巷论,流传不息”。

      因为《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和巨大成功,一批忠义侠盗后继之作应运而生,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绿牡丹全传》等。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成为武侠小说主流,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侠客与清官结合,侠义与公案合流,使之合情合理又合法,既确保了侠客义士个体自由之特立独行之精神,又突出了其制度补丁的作用,“清官侧重于为国为君,而侠客义士侧重于打抱不平,为义为民”,人民寄希望于侠客,也寄希望于清官,因此侠义公案小说在封建统治思想浓厚的清代尤为盛行。

      明清兴起的才子佳人小说也渗透到武侠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侠情兼备的小说题材样式——儿女英雄小说,较为出名的有《侠义风月传》、《儿女英雄传》,虽然小说充满了一些道德说教和封建名教气息,但对以后武侠小说摹写人情世态(民国旧武侠小说)和阐发人性(港台新武侠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视角。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史。内忧外患的历史困境,军阀混战的现实遭遇,而手无缚鸡的知识分子和蒙昧无知的社会大众却对此无能为力,但爱国之心、民族大义人皆有之,又适逢“小说界革命”大行其道,因此,充满着侠义精神的武侠小说风靡神州大地。

      例如,向恺然为觅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后根据亲身所见所闻写就数十万字《留东外史》,“内容涉及日本国度的人情风俗,中国侨民的所作所为,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以及为了镀金而出洋留学者的言行举止等。作者要以此书‘与宣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技击类为主,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于1923年出版的《江湖奇侠传》引爆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狂潮,白羽、郑证因等都是武侠技击小说写作的高手。技击类武侠小说外,还有以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小说,以还珠楼主(李寿民)为代表的奇幻仙侠小说。根据创作的先后顺序,我们下面简要论述几位民国武侠小说大家。

      首先登场的是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两部作品享誉海内,其内容弥漫着侠义精神之风,火烧红莲寺、大刀王五、霍元甲等故事妇孺皆知,读之令人精神大振。

      第二位是与向恺然齐名的“南向北赵”中的赵焕亭,其代表作品有《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他擅长讲故事,布局张弛有度,情节紧张刺激,语言诙谐生动,思想却是侠义公案小说忠孝仁义一路,可以看作是民国武侠小说与古代武侠小说的过渡之作。

      第三位是顾明道,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荒江女侠》,此书打破传统章回体全知叙事模式,间或采用现代限知叙事,制造悬念和神秘感,收到奇效,为后世所仿效。旧派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时人誉为“武侠三鼎甲”。

      第四位是还珠楼主(李寿民),奇幻仙侠类小说一代宗师,也是网络奇幻小说的来源一极,《蜀山剑侠传》在业界评价甚高,如台湾学者叶洪生就赞誉有加道:“在过去千余年的中国传统小说史上,有谈儒家忠孝节义者,有谈佛家因果报应者,更有谈道家神仙、术数及狐鬼修行者;但从未有一名作家或作品将儒释道三家之思想学说精义共冶于一炉而予以高度艺术化之发挥者——有之,则自还珠楼主始。”

      第五位是王度庐,以侠情悲剧小说闻名,代表作品是“鹤—铁”系列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小说以情为主,以武为辅,使人读之悲中含笑,笑中含泪。

      第六、第七位是技击派大家白羽、郑证因,其代表作品分别是《十二金钱镖》、《鹰爪王》,二人对新派武侠作家影响较深。

      第八位是朱贞木,说他技压群雄有些过,但他采撷众长,自成一家,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代表作品有《七杀碑》、《罗刹夫人》、《虎啸龙吟》等。

      港台新武侠代表着中国武侠小说创作和影响的巅峰时代,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三大家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倪匡、温瑞安、黄易、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柳残阳等,也都算得上武侠名家了,一时间,群雄毕至,侠士咸集,将武侠小说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之后的大陆新武侠虽然信誓旦旦夸下海口意欲超越前者,但终究只是在梁金古温黄伟岸身影下过活,而另辟新路、“剑走偏锋”的网络奇幻小说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也缺乏代表大家,但生机勃勃,作者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前途反而不可限量。

      关于港台新武侠小说,不论是其发展轨迹和流变,还是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大众都较为熟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只捡其一二加以论述。

      首先,港台新武侠的繁荣与成功诠释了武侠小说的旺盛生命力。“武侠小说因其扎根于民间,承继着中国的道德和文化传统,凝聚着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之结晶,既源远流长,又适应大众的情感、趣味,是中国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强的。”从梁羽生到金庸到古龙,武侠小说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家国叙事与自我表达达到统一,是了解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其次,金庸以深厚功力终结了古典武侠小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古龙以不世才情开启了现代武侠小说,开创了武侠创作的另一片天地。在金庸笔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行侠仗义、济人困厄,侠义精神符合传统文化道德;而古龙之于武侠,正在于求新求变,侠义与江湖同在,情感与人性共存,侠义精神上更多的是现代观念,比如爱与宽容。若比较来看,古代武侠小说注重的侠义精神是义,民国旧武侠是情,而港台新武侠是人性。

      再次,80年代中旬后,武侠小说发生了些微的变化。金庸封笔古龙逝,时无英雄承其志,又逢影视网络起,纷纷跳水为“名利”。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后是“后金庸时代”,温瑞安、黄易 勇挑大旗,捉刀奏笔书写江湖,怎奈时代发展太快,后现代消解与颠覆着古典与现代模式,而唯一不变的是这个社会一直在变,武侠小说也在经历着这场“突变”与“裂变”之路,结构框架,叙事语言,价值取向,一切都还处在解构与重构之中。

      现代武侠小说出现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武侠被称为“民国旧武侠”,代表人物有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侠文学曾一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复苏。30年间,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发扬光大,梁羽生、金庸、古龙三家鼎立,各显神奇。到了1980年代中期,梁羽生、金庸封笔,古龙逝世后,武侠小说的创作便进入了“后金庸时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52年,梁羽生写下了“新武侠开山之作”的《龙虎斗京华》,并由此揭开了港台武侠小说从1950年代发展至今的序幕。

      直至1984年封笔时,梁羽生共出书35部,是新旧武侠小说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奉行“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道德观念,追求“文心侠骨,统揽孤怀”的精神境界。他笔下的主角多为侠派正统角色,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和人民的化身。《龙虎斗京华》中,丁派太极门的高手柳剑吟坚持“反清灭洋”,却被“保清派”杀害,最终其女柳梦蝶为他报仇雪恨;不过,梁羽生作品在大气的一面下,也常被诟病主题思想的单一化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难免令读者感到“乏味”。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创作《大唐游侠传》等野史型作品,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终不及早期创作的水平。

      梁羽生曾评价自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风气者,是金庸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上世纪60年代武侠小说界的“武林盟主”,金庸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惩恶扬善的主题收获了一大批读者的同时,还善用反讽使故事增添了诙谐幽默的气息。不同于梁羽生一直致力于描写人间正道,金庸在《鹿鼎记》等作品中,用韦小宝等背离儒教正统和侠义精神的人物揭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并进行批判。

      因此,他的创作跳脱了前人的精神框架,使武侠更接近人性的本质,人物和故事也都更贴近现实。艺术成就方面,金庸笔下人物的性格鲜明饱满,故事恢弘大气,熔历史与诗情于一炉,构思巧妙又富有新意,留下了一部部武侠经典。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但时至当下,“金庸热”仍未褪去——他的作品仍受广大读者青睐,并多次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港台武侠文学辉煌的30年中,古龙是唯一能与梁羽生、金庸相提并论的武侠文学大家。晚于梁金两人,古龙在上世纪60年代才凭借处女座《苍穹神剑》进入文坛,并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创作高峰。他借鉴西方的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创作出《楚留香》、《白玉老虎》等情节诡谲奇异的作品,带有浓烈的悬疑气息。

      同时,古龙善用短诗、短句,营造出幽远飘渺的意向,使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的特点,笔下的侠客,如西门吹雪更有着现代人的内心矛盾和精神痛苦,而不是以往那种超脱世俗的大侠。在创作后期时,他更偏爱写短篇小说,用短幅的故事去表现他的奇诡、多变的风格。古龙的创作不仅催生出丁情、温瑞安等“古派”作家,更是开了现代武侠小说的先河。

      如何在前人的辉煌中走出一新路,是“后金庸时代”的创作者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其中,新派武侠五大家的温瑞安,黄易脱颖而出。从1970年代至今,温瑞安的创作沿袭了古龙的现代武侠主义:不注重故事的时代背景,而是着笔于人物和个体;语言玄乎飘渺,情节诡异。黄易则擅长将历史、科幻结合,独创的“灵幻小说”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考,自成一家。

      小说之外,“武侠”也有新发展。杜琪峰的黑社会武侠,徐克、王家卫的武侠电影,都为香港的武侠文学注入了新内容。网络的发展、女性作家的增加及奇幻等新元素的加入,让港台的武侠文学一直处于变化中。

      相较于上世纪50-80年代,“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虽有发展,但总体还是呈衰落之势。个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笔,古龙的逝世之外,也与武侠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读者阅读偏好和作者创作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

      “后金庸”时代的港台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影视、电字传媒的发达,对小说等文字传媒造成极大挤压;大量武侠及动作漫画的兴起,取代了武侠小说文字的功能。网络在为武侠文学创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没有了出版社、杂志社的专业把关,一大批低级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读者眼前,经典之作却少有。

      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读者的阅读偏好,文学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快餐式”文化横行使部分读者更追求简单、刺激的阅读快感,而放弃了慢慢品味文学经典里的智慧与内涵。相比作家着力描写的“侠义”和庞大、精细的武侠世界,在亚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猎奇心理的使他们更喜欢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充满血腥、杀戮的画面。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武侠文学的创作,刺激了劣质作品的产生。

      在大众文化的视觉化,娱乐化和人们阅读偏好、审美趣味的改变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及其他大众文学的作者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故事情节也多有雷同。作家的创作失去个人特色,创作态度也越来越不严谨,作品的总体质量也不如以前。

      例如,温瑞安被认为更注重形式的革新而非内容的创造,艺术成就也就难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徐渊在《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中指出,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大获成功,其原因在于金庸的创新性、对人物的把握以及对文化展示与传播的促进作用。这是现今大多武侠小说创作者没有做好的。

      吴秀明、陈洁在《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中表示,武侠小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体系,它需要创新,即使这种文体和观念革新很难。但惟其如此,它才有意义值得读者不断去探索、去实践。

      “后金庸时代”里,港台武侠文学是否能走得更远,还是个未知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